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很想知道，但终究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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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兄弟三人，就他念过书，虽然只念了三年，但在全村同龄男人中也算是少有的“文化人”。我小时候常看他帮同村的表爷爷写信，多半是雨天，不需要忙田里的农活，表爷爷想到他远在江西乡下的长辈，便来找他的这个表侄儿。表爷爷坐在边上口述，父亲低头在纸上写，鼻子快挨着纸，像是在嗅。父亲写完，念一遍，表爷爷说：“再问问他，年底闲的时候能不能来一趟”（这句话每次写信时都会说一遍），父亲便加上一句，再念上一遍。屋外雨声滴答，屋内昏暗，两个男人坐在方桌边，像在合谋一件天大的事。

那时的父亲虽然视力模糊，但犁田耙地、挑秧苗、挑稻谷、交公粮这些重体力活还是一样不少地去做。父亲有时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稻谷，走在窄窄的田埂上，原本就踉踉跄跄，又看不清脚下的路，难免会仰面跌进烂泥田，好在从来没摔进沟汊，两大稻箩的稻子还能从烂泥里扒出来，在水里淘淘，损失并不大。

父亲到了六十多岁，我们三兄弟都成了家，父母的负担轻多了，乡下人的观念也开放了些，母亲拉着父亲去买眼镜，父亲起初不好意思，母亲连哄带骂，他终于慢慢习惯将那副宽边眼镜架在鼻梁上。父亲瘦瘦高高的，本有些文气，戴了眼镜，颇像退休的乡村教师。

有了眼镜，父亲的世界变得清晰而广阔，他可以学着其他老人打麻将，可以串门，可以扛着锄头到田野里转，还会翻看旧报纸，翻看我和弟弟丢在家里的书，仿佛真是个读书人。我有一次回家，带了三本刚出版的小书，随手放在父母房间的木箱子上。我知道父亲会看到，知道他会看。果然，再过一些时日回去，发现其中一本的封面很旧，书页有些卷曲，里面还夹了几页纸，写着一些字，蓝墨水写的，“我生于1941年，叫卫声传……”只有几百个字，写的是幼年如何跟随爷爷迁徙的事，颇有“自传体”的味道。我看了，先是笑了一下，忽然就有些心酸。

说心酸似乎有些矫情。但我确实想知道，沉默寡言的父亲到底想写什么？写他的童年和少年的苦难？写他在田埂上踉跄的身影？写他和母亲的婚姻？写他隐秘的内心？这样的猜度或者说好奇，让我内心复杂又惶恐——我对父亲其实并不了解。这个习惯于沉默的男人还没学会表达自己，更不习惯展示自己，但他确实产生过表达自己的冲动，最终却又抑制自己的冲动。是因为文化水平所限还是因为深入骨髓的害羞？

父亲后来没完成他的“自传”，因为他的眼镜很快就不管用了，又去配了副眼镜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又换成一副度数更高的，以至于镜片如同鞋底，仍无法看清麻将牌。弟弟曾带他去过好几家医院，医生给出的答案是眼底坏了，没有手术价值。慢慢地，他仅能看到一丝光亮，及至五六年前彻底失明，世界从此对他完全关闭。他再也看不到老伴、儿女、孙儿孙女、曾孙的面容，只能靠记忆中的声音分辨他人，靠记忆中的影像温习、还原他们的面容。这样的结局对一直温良、辛苦的庄稼人来说未免有些残酷，但除了面对又有什么办法？

此后，父亲每天抱着个袖珍收音机，听说书，听天气预报，听卖药的卖车的卖房子的，我在边上听，心里竟然有些感激——这些在我是“噪声”的东西，一直在陪伴我黑暗中的父亲啊。

今年4月，我出版了一本名为《村庄令》的小书，写的是我的童年和少年，当然少不了父亲和母亲的影子。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：“此刻，我最想让我双目失明的父亲和目不识丁的母亲‘看到’这本书，可惜他们看不到或看不懂。”没想到的是，有十几位朋友接力似的读了一篇又一篇。我把一个又一个音频或视频发给身在老家的弟弟，他用智能手机一一播放给父亲听。弟弟说，父亲每一次都如雕塑般静坐着，像是坐在亘古的暗夜里，生怕错过一丝光亮，但父亲不知道，大颗大颗的泪滴从他的眼眶里漫出来的时候，弟弟看到了，便跑到水龙头那里，洗了几把脸，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。

我听弟弟说到这个场景时，也到水龙头那边洗了几把脸。（魏振强）